顯微鏡下的港產植物誌  中大標本館出書紀錄珍稀品種

傳統植物誌門檻高且艱澀難懂,為了填補大眾與學術界之間的溝通橋樑,香港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館長劉大偉率領團隊,推出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(第三冊): 稀有及瀕危植物》(下稱「圖鑑(第三冊)」),結合彩色與黑白科學繪圖及文獻資料等,詳細紀錄20種香港珍稀瀕危植物,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,提供專業嚴謹的植物資訊,推廣植物分類學及植物科學繪圖。

記、攝:Iris Wong

香港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館長劉大偉(左)及其團隊。

過去半個世紀,雖然有《中國植物誌》或《香港植物誌》等權威著作,但大多以密密麻麻的專業學術文字為主,搭配少量墨線圖,一般人難以讀明白,加上物種繁多,紀錄未算詳細。李敏貞(Jenny)由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》第一冊起便加入團隊,參與科學繪圖。她翻開一冊《中國植物誌》,裏面一頁紙竟然記載了七、八種植物,她憶起初入行時的困難:「每個字都睇得明,但係夾埋就睇唔明。」她指出,傳統植物誌的閱讀門檻太高,若無相關訓練難以看懂,加上坊間無淺白易懂的教學書籍,大眾以至愛好者與專業學界之間,缺乏一座溝通的橋樑。

三冊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》。

劉大偉看準這個空白,決定將其填補,2022年出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(第一冊): 稀有及瀕危植物》;2024年推出第二冊;今年夏天推出第三冊——是香港首本糅合彩色及黑白墨線圖的植物科學繪圖圖鑑。劉大偉將《圖鑑》定位為「另類植物誌」,獨特之處在於以通俗易懂的方式,提供專業嚴謹的資訊,希望能為教育界提供教材,推廣植物分類學及植物科學繪圖。

圖鑑詳細剖析了20種香港稀有及瀕危植物的植物結構,包括香港特有種香港細辛和6種香港原生蘭花等。每種植物包括文獻回顧、植物憑證標本、微觀花粉結構、墨線圖和植物結構的圖解描述等,補足連高清相機都無法呈現的植物結構畫面,並新增植物彩色繪圖,繪圖參照英國皇家園藝學會(RHS)色卡製作,盡量貼近原色,供老師和同學以科學測量方式,了解植物的色彩和鑒別特徵。此外,團隊現時亦正收集植物的DNA樣本,希望為植物作全方位的檔案紀錄。

為採蘭花置身險地

記者與館長相約在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(下稱標本館)做訪問。前往標本館的路上,記者發現這個地方單靠雙眼是找不到的,得靠鼻子。沿着走廊前行,越發覺得空氣中瀰漫着一股乾燥草木與化學溶液交織的獨特氣味。標本館門外沒有標示,推開門映入眼簾的,是一張又長又大的工作枱,後面放着電子顯微鏡,牆上則掛着大型植物標本。旁邊的書櫃塞滿跨越年代的植物誌與圖鑑,Jenny表示,長枱便是她們平時工作的地方。

團隊以顯微鏡觀察植物。

別以為館長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工作枱前涼冷氣,館長劉大偉為了製作圖鑑,還得親自承擔採集植物的工作。根據香港法例,採集植物必要有許可證。不過,即使團隊已有許可證,但因為今冊圖鑑的植物均屬受管制或瀕危類別,一樣不能採集,需由漁護署派員代勞,亦要承諾把採集地點保密。出發前漁護署會先進行實地考察,確認山上植物的狀態完好,再與劉大衛同往。遇上珍稀植物開花的機會難得,團隊亦不強求,哪裏有盛放的花果,他們便往哪裏去。不同植物的生存條件不同,有些長在人來人往的路邊,有些則長在危險的山崖邊。劉大偉亦因此跟隨漁護署職員走訪香港各處深山密林,他憶起一次到吊手岩採摘蘭花的經歷,仍猶有餘悸:「喺吊手岩個山崖⋯⋯行前幾步,係個懸崖落唔到去,真係會撻死㗎!行唔到又要上翻轉頭呀⋯⋯仲要四腳爬爬咁爬翻上去,我真係好辛苦好辛苦⋯⋯」

訪問當日,團隊帶記者到標本室附近採集第三冊書中兩廣黃壇的枝葉,示範標本製作。劉大偉拿着枝剪剪下枝葉,王家怡(Mimi)與李敏貞(Jenny)則在旁記錄 GPS、植物名稱並拍攝現場照片。

精準畫毛耗四個月

每次劉大偉外出採集植物,Jenny及其他繪圖師便開始與時間競賽。她們會事先閱讀文獻、了解植物特性,並預先準備好解剖工具;接過植物後便立即在顯微鏡下觀察,為植物的每個部件拍照、解剖及畫草圖;在接下來的日子,慢慢把觀察轉化為圖鑑上的科學繪圖;同時團隊會將樣本送入攝氏零下30度的雪櫃低溫處理;做好防腐工序後,再縫到紙上典藏,把轉瞬即逝的生命轉化為科學繪圖及標本。

繪圖師李敏貞(Jenny)。

過程中,最費時的必是繪畫科學繪圖。圖中每一筆線條都十分嚴謹,必須結合現場實物解剖、文獻以及植物誌的描述,經過繪圖師的理解後才落筆。要精準表達該物種的普遍特徵,不能機械式地「見到咩就畫咩」,例如不能因為眼前那朵花剛好缺了一片花瓣就少畫一片,而是要畫出最能代表該物種的結構。

繪圖師王家怡(Mimi)為《圖鑑(第三冊)》繪畫毛葉杜鵑時,便對植物身上的毛有着深刻的痛苦和體會。「毛葉」杜鵑顧名思義,葉上當然有毛,植物誌對此亦有記載,並以柔毛或短柔毛註稱,但當Mimi把植物放到顯微鏡下觀察時,才發現毛遍布全株,就連果實、雄蕊及雌蕊都有毛,且型態各異。有像眼睫毛的、像牙齒的、也有像新火柴或用過的火柴等。發現這些細節固然開心,但Mimi仍難忘要將每一根毛精準畫出來的痛苦。一棵毛葉杜鵑,Mimi就斷斷續續畫了四個月、共30幅插圖,橫跨了四頁版面,最後團隊亦花了不少時間討論該如何精準定義這些毛。

王家怡(Mimi)手中的正是毛葉杜鵑的草圖。

默默打造研究基石

推開標本館內室的門,濃烈氣味撲面而來,眼前有一排排的金屬櫃,內裏儲存近四萬份植物標本,其中大部份是由國際植物學權威胡秀英、多年來踏遍香港山水採集得來。劉大偉表示,之所以取難不取易,以珍稀瀕危物種為主題製作圖鑑,亦是受胡秀英影響,「要耕人哋未耕過嘅田」。他指出,常見植物普通人也能接觸到,但珍稀植物少人做。既然有幸可以與漁護署合作又有基金資助,就要好好運用。

他們的圖鑑,厚厚一冊書近三百頁,才紀錄了20種原生植物。劉大偉屈指一算,以兩年一本書的速度,如要把香港全部300多種珍稀瀕危植物紀錄,至少要三十年。紀錄工作費時又辛勞,但論到實際應用,劉大偉竟坦言「唔係好多」,他續指:「基礎科學就係咁,你記錄咗一樣嘢先,總會慢慢有用。」他強調基礎科學的精神,在於知識的積累,短期內雖難見經濟效益或科研影響,卻是一切研究的基石,要有今日的努力,將來不同範疇的研究人員才可更得心應手地深入研究。

劉大偉向記者展示胡秀英於1970年製作的植物標本。(標本位置資訊被後製遮蔽)

「Simple life, happy life」

劉大偉現已頭髮花白,他曾否立志要完成整個圖鑑系列?他回答得格外瀟灑,他引述胡秀英以前曾對他講的一席話:「能做的,把它好好做好,不能做的,就讓它去吧。」他笑言自己做事「冇乜決心」,只能聚焦當下,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:「十年後嘅事,邊個知道呢?」他直言第一日決定要製作圖鑑時已知道一定做不完,「所以我第一日已經放棄咗『做晒』呢個目標。」他還理所當然地笑說:「科學界就係咁㗎啦,有邊個做得哂所有嘢?」

胡秀英遺物。

在中文大學護蔭下,這個連門牌都沒有的空間內,有一代接一代的人在默默耕耘,為香港的山野草木留下印記。劉大偉認為自己能工作得開心、很難得。「Simple life, happy life(簡樸生活,快樂人生)」是胡秀英的人生哲學、亦是劉大偉銘記於心的道理。這種態度看似放鬆,實則嚴謹:「樣樣都簡單啲好⋯⋯專心淨係做好呢樣嘢反而會開心,開心之餘,又有一個好嘅quality work出到嚟。」劉大偉強調自己並非抱持消極態度,而是追求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。他表示,自己僅是「大拼圖其中一忽仔」,雖希望團隊的工作能為將來有志承繼的人奠定基礎,但後人能否真的承傳下去,他則沒有太大期望:「我睇得好開,做到咪繼續做,做唔到咪算囉。」

劉大偉坦言,科學研究沒有可能「做得晒」,他盡力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。

日期:2026年9月2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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